有百年孤寂味道的故事(轉貼)

轉引自 小魚姐姐說廣告：誰是說故事大王？

小男孩和小女孩發現，每天四點鐘，都會有飛機的影子掠過地面。有一天，小男孩就用一個鐵盒子把飛機關在裡面，鎖起來了。小男孩和小女孩把關了飛機的餅乾盒帶回家。媽媽問，那是什麼？小男孩和小女孩說，是飛機。媽媽說，喔，是飛機啊！晚餐桌上，小男孩和小女孩把上了鎖的鐵盒放在身邊，形影不離。爸爸問，那是什麼？媽媽說，他們說裡面是飛機。

第二天，小男孩和小女孩上學，也帶著關在盒子裡的飛機一起去。課上到一半，女校長帶著一群身穿制服的人，把小男孩和他的飛機一起叫到校長室。

穿制服的人跟小男孩解釋，「馬蒂亞斯，這班飛機必須準時到達首都的機場，因為有很多人在那裡等他們的家人和朋友」。小男孩答應把飛機放了。下午四點鐘，全校的人，和穿制服的人，一起看著小男孩把盒蓋打開，飛機的影子再次掠過地面。所有在場的人，踏著飛機的影子一起前進。直到追趕不上。

13講 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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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軍有其進步的一面，亦有其傳統的包袱，新軍皆本地人，乃沿襲湘軍的傳統。其原意是士兵能為其鄉土而戰，問題是促成地域獨立的意識，各支新軍由不同的地方官員負責，有其效率，但也往往建立個人崇拜。例如袁世凱在北洋軍中放他個人的長生牌位，要士兵膜拜，搞個人崇拜就會出現軍閥。

軍閥的時代
民國初年秩序的崩解，為地方軍人提供擴張權力的機會。中國皇帝除了是統治者也是文化與社會秩序的守護者，被拿掉後社會就必定失秩。大量擴張軍隊的結果，破壞清末以來提升軍人素質的努力。

士兵則多半來自貧困的農民或土匪，素質低落，多不識字，為軍隊大幅擴張的常見現象。士兵收入不差，多有餘錢可寄回家，戰爭風險亦不大。

以軍人為首領，搭配清代遺留的士紳，形成以親戚、同鄉、同學、舊部為主要連繫的組織。這些新興軍人往往很年輕，三十歲即可作師長，可見從軍確是功名之階。

他們沒有什麼有效憑藉來合理他自己的組織，軍閥合理自己的手段幾全為儒家的教義，以禮教的保衛者自居。袁世凱、張作霖都公開尊孔。民國成立就取消祭孔大典，袁世凱為要稱帝便恢復之，並奉儒教為國教，仿照他們推翻的中國傳統帝王，這反映他們背後士紳的意向，不知道如何建立新價值，只好抱殘守缺，缺乏新氣息，也反映了當時價值崩解的困境。

以黨領軍與恢復徵軍
在整個大環境處於價值崩解的時代，私人的情誼與「義氣」並不足以建立強有力的結合，軍閥的戰爭流於電報戰、金錢戰，即是反映此點。軍閥戰爭往往實際進行時間不長，死傷也不多，如直皖戰爭才兩週，時間上算不上了不起的大戰。常常都是先談好了暗盤，雙方對空開槍，死傷者不足10人，回到春秋時代，戰爭目的不在於消滅敵人。

蔣中正能在三年之內，在形式上大致解決軍閥，固然是其敵人太弱，也是因為他建立了一支較為堅固的部隊。且他錢多，可以打金錢戰。

孫中山會規劃出軍政訓政憲政時期，背後觀念還是作之師，訓之師，政黨自己認為自己取代了皇帝。過去帝王要有一支自己可以控制的子弟兵，政黨取代了皇帝，乃要「黨軍」。號稱500支步槍，這不是事實，就像小米加步槍也不是事實。從軍官團的訓練著手(黃埔建軍)，軍事技能與思想教育並重，建立政工制度。即要加入軍隊必先被政黨洗腦。其組成是仿俄共紅軍的建制。強調政治宣傳，使得這支軍隊組織比軍閥的緊密。

蔣中正吸收了太多招降納叛的軍閥軍隊，使他只能有效控制黨軍，當國民黨形式上統一中國後，強化軍備無疑是要務，規劃徵兵制，引進德國教官，重新訓練軍官團。使其變成國民黨可以控制的軍隊，但不是件簡單的事，且需要時間。

抗日戰爭中的軍隊
蔣中正雖欲以黨領軍，但現實的情況是他不能將此種方式擴張於其他將領的部隊中。國民黨的部隊只是政府軍中的一部分，即使他們的戰力堅強，卻不能改變鬆散的組織，使蔣只能強調個人崇拜，努力維持軍事與政治的架構。用個人魅力來彌補制度上的缺憾。

蔣既不能根本消除軍閥，只能將軍閥納入他所建立之體系，面對日軍，他必須激發其他部隊犧牲的精神。他也不能獨立對抗日本，而需取得其他國的同情。這種考量使他無法只從軍事的角度來決定戰略。本來希特勒是支持蔣，但德又與日結盟，使蔣不能期待德。抗戰的頭三個月，他已將數年來德式訓練的部隊全部斷送於上海。那是一個不利的戰場，上海靠海，日軍軍艦上起飛的飛機佔空優，軍艦可以用大口徑砲制住中國陸軍，50萬大軍損失19萬，但這就是為了宣傳，用這些人的性命來激發英美同情與其他軍隊的犠牲精神。強調他的部隊勇於犠牲，但是效果不大，蔣期待的英美援助要到四年後才來。西北的俄國支援一千架飛機也不夠。

抗戰初期國民政府即失去沿海菁華區域，財政吃緊，精銳部隊亦在前二年喪盡，只能以數量彌補質量的不足，乃大量徵兵。在西南貧困地區，人民本為生計所苦，又強制其當兵，更是雪上加霜。徵兵往往是任意拉伕，欺壓弱者。許多人在半路上即因饑餓或生病而死。

另一方面，為設服民眾一同抗敵，戰爭宣傳變得重要。在資訊不發達的社會中，他們寫作的劇作與詩歌激起無數迴響，這都不是中國傳統的東西，是19世紀以來傳入的。也製造一些所謂戰爭與民族英雄，只是這種美好的形象與事實之間的差距不是一般人容易理解，往往言過其實。像「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」這種歌可以激發愛國情操，但是二十世紀的戰爭不可能用大刀就打贏，在戰爭末期加入青年軍的大學生，入伍之後才發現事實與想像的不同。

紅軍與國共內戰
抗戰勝利後的內戰，是有組織的紅軍(後來改稱人民解放軍)對抗鬆散的政府軍。接受美制裝備的政府軍原本有武器上的優勢，但組織的落後卻使新進裝備成為負擔而非優勢。

紅軍的組織與國民黨軍相似，而其黨組織的嚴密性又過之。從北伐時期成立後一直受國民黨的壓制，反使得紅軍在挫折中不斷嚴密組織。逃至延安後剩十萬，在抗戰中至少擴張了十倍，但擴張並未使這些部隊脫離黨的控制。

在農村利用貧富與租佃關係進行的門爭確保了士兵的來源，而這些士兵樂於作戰以保全他們在鬥爭中取得的權力與財富，而共黨殘忍的控制手段亦使他們一旦加入就難以逃脫，人海戰術正是有效控制的具體表現。

共產黨既有能力動員廣大農村的人力，即能很快在失敗中補充。國共在抗戰結束後的內戰亦是清末以來最殘酷的。

國民黨靠美援取得新式的武器，須有完善的後勤、訓練相配合，雖派人赴美學習，但既有龐大體系卻使這種努力化為烏有。美國學來的組織理論與方式只能充點門面，無法適用於實際的運作中。有大砲卻無砲彈的事常發生。使得他們在四年中快速失敗。

資本主義下的社會
國民黨到台灣後，將在大陸不能實現的徵兵制在此小島上成功運作，使軍隊與社會的關係進入新的情況，即使仍有召募而成的職業軍官團，軍隊不易為個人控制而作為政爭的工具，此點在政黨輪替中已證明。

行募兵制的中國大陸，「人民解放軍」仍為黨所控制，與平民社會相隔離，不屬於人民故會對人民開火。在天安門事件可為明證。

隨著經濟發展，當兵的吸引力日降，但武器的發展卻日益進步，操作武器者必須專業，素質要高，海峽兩岸政府無疑都要面臨如何維持高度素質軍隊的問題。

軍隊不可能消失，但如何在政治、社會的結構給予適當的地位，是一個持續存在的問題。
(本學期完)

12講+13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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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器使用產生的新問題

火砲的製造需要複雜的學理依據，不能只憑經驗法則，中國在這方面十分薄弱。

中國的火砲被批評為「受藥不多，放彈不遠，且無炤準，而難中的。銃塘外寬內窄，不圓不淨，兼以彈不石口，發彈不迅不直，且無猛力。頭重無耳，則轉動不活，尾薄體輕，裝藥太緊，即顛倒炸裂。」

記錄裡寫明清交戰，彈如雨下，但命中率不佳，才會如此。即使彈如雨下，但是滿州人的盔甲可以抵擋，即證明穿透力也不好(「且無猛力」)。

手工製造的火器品管不易，不僅威力有限且易膛炸，傷害使用者。政府在後勤體系須有系統的組織。但明代龐大的軍隊並沒有統一的後勤支援，而將此工作分散給地方政府。火器來自於不同的單位，砲與彈不合的事情百出。可見新式武器須有新式組織的配合。這很重要，但是一直到19世紀清政府想引進船堅砲利時，也沒有想通這個問題。明代的問題當然也一樣。表面上看來好像火藥武器空前的高鋒，結果反而輸給只有冷兵器的滿州人。

早期火藥武器的使用並不方便，從裝彈到擊發的速度不夠快，才發數彈，敵人已逼近。直射就射不遠，更不適合野戰，且易受雨水、風向及地形影響。明的最大錯誤就是帶火砲去野戰，所以滿人在戰場上得到大量戰利品，之後也仿造，但是他們沒有學理支持，因而做了不會用，也不準。彈藥的穿透力有限，準確度又差。火藥要做為曲射武器，就必須研究彈道學，但這從來沒有出現在中國人的科技體系裡，所以是靠耶穌會士教導。

使用火器須訓練精良的士兵。明代後來倚重耶穌會士來訓練士兵，銃尺(質量不同的砲彈進行換算的準則，因為石彈、鉛彈、鐵彈的重量不同，所以要用銃尺量砲管，貼在砲管上而換算裝火藥的深度，但實際上很不清楚，要裝多少的精確資訊也無法從流傳的《火攻挈要》與《西洋火器法》上知道，可能是因為向民間發行，國防機密被隱藏，實際功能也難以得知，戰場上千軍萬馬，瞬息萬變，有辦法臨場做精確判斷嗎？)、銃規(量角器，但是砲射過很熱，能放嗎？如果放在城外，手伸得出去嗎？)、星斗(今之準星，因為打曲射打不準，就把它當成近距離直射武器，因為砲是斜的，不是從砲的中心線發射，所以要靠星斗，將兩點對上才比較準) 的引進，方便操作。後因軍隊士氣不高，兵變頻繁，而且使用火砲的方法傳給滿州人，造成清軍的成功。因為明人只能用直射火砲，就使用城池來抵禦，清人也學會後，火砲就成為清人攻擊城門(較薄)及城垛上的守軍利器，學會用火砲成為清人攻下明城池的關鍵。

文官統兵的問題
明初武官的權位高，各地的總兵綜理其地之兵權，衛所隸於五軍都督府，北方九總兵其任尤重，稱為「九邊」，宣宗以後分設九巡撫由朝中大臣出任，後又設三總督，形成以總督、巡撫管理總兵的體制。皆是文官出任而形成文官統兵體制。

文官與武官由於背景及處理的事務不同，對問題的看法難免有所分歧，而文官既握有政權，武官若無文官支持難以有發展。另一面，統兵文臣常受朝議與皇帝的牽制，不能施展。崇禎一朝，十七年間殺總督七人，巡撫十三人，這是宋代所沒有的現象。(殘忍是明代政治特色，動輒誅殺大臣，把自己的將領都殺光，那還怎麼抵抗敵人)

文臣統兵的另一現象是明代兵書的大量創作和印刷。既要承擔軍事責任，文官就要有軍事素養。文官熱衷於討論軍事理論，但這些理論對實際軍事的影響如何卻是問題。以明代編成的《武備志》而言，討論抽象理論者多，具體內容者少。與戚繼光書中重視各項細節正相反，由此可看出職業軍人與文官的差異。

在組織、指揮等不利的狀況下，晚明軍隊的處境極劣。一方面是士兵生活差、士氣低；一方面是統治階層問題百出。故明代軍隊素質糟糕。西方的火器只能救一時之急，終不能挽回其衰運。

第十三講 從地方軍到黨軍─近代軍隊的發展

清中葉後正規軍已不堪用。以黨領軍是清末以來重大的改變，新式的武器與通訊也徹底改變了軍隊，軍人的地位與社會互動也有所改變。

從清末到現代軍隊的改變極大。討論的重點不在於武器、戰術的改變，而在於軍隊的組成、控制方式及軍人地位的改變。從鴉片戰爭，到20世紀中期，中國經歷了長期的戰亂，軍隊在這段過程扮演重要的角色。

清初軍隊的組成及其衰敗
如同其他游牧民族，滿州人發展的兵制為部族軍制，即八旗制，是一種簡單的軍政合一制度。各旗主對其屬下有很高的控制權，各旗為一獨立之行政與軍事的組織，兵民合一。特色在於其有效的動員能力，戰場掠奪所得之財產人口為士兵分有，故具有強烈動機。

八旗的騎兵固然在野戰上使清取得極大的優勢，但游牧民放短於攻城的弱點卻須漢人軍隊來彌補。招納的漢人最早成為漢軍八旗，主要是砲兵。明代武人缺乏前途，投靠滿州反成前途發展良機。

入關後的清軍分為八旗與綠營，以明降兵為綠營，都是職業兵。八旗享有特權，成為專司戰鬥團體，不僅薪俸較高，亦可圈地。因經濟太優裕，特權太多而腐敗，武技不精，遇敵則。為患民間而地方官不敢管。康熙中期三藩之亂，旗兵已不足為恃。

綠營至乾隆時亦生問題。基本上，這是整個清政治組織腐敗過程中的一小部分，軍官扣剋士兵薪俸，私役軍士，使訓練荒廢，可謂承平時期職業兵之通病。

軍事技術亦持續退步，本來西方傳教士傳入火砲戰技，等於從西方直接引進，清代在平定台灣之後，基本上不再有大敵，其後對周圍民族的用兵，對方的軍事技術皆在其之下。火砲、砲彈的製造大幅倒退，開花彈(爆砲彈、空心彈之類)和霰彈都不再製造。中央政府甚至下令銷毀，免得用不到，發生叛亂時又可能被叛軍搶去，自找麻煩。

從團練到湘軍
19世紀中期的團練取代了正規軍的地位，為平定民變的主力。由地方士紳組成，其最初目的為維持家族與居住地的安全。

團練的缺點在於力量分散，成員複雜，相互間不能合作。而且時間一久，往往難維紀律，反成民害。

曾國藩鑑於團練之失，乃組織湘軍，效法戚繼光，由地方官自籌餉源以供軍，而以宗族意識(重要特色：全是湖南人，另一特色為強調軍兵如父子)帶兵，從保衛湖南開始，進而步步進逼，終平太平軍之亂。湘軍仍使用傳統的武器與戰法，至李鴻章組淮軍。聘外國教官，用洋槍、洋砲(直接國外進口)，乃成為現代化軍隊之始。

新軍與革命事業
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既有的秩序，已注定軍隊要扮演決定性的角色，革命黨人的力量其實有限，人少，組織鬆散效率差，孫中山也從來不是眾望所歸的領袖，所以當臨時大總統也只能當幾個月，能推翻滿清主要靠量與組織都勝過革命黨的新軍。

甲午戰後，清廷籌組新軍，行募兵，以召募良民為軍。義和團之亂後設練兵處，計劃編36鎮，各省皆著手建新軍，以袁世凱的北洋、張之洞的自強軍最著。對士兵的挑選標準嚴格，身家清白，能識字者(並不真的全部都識字，僅是高標準，未100% 落實)。張之洞強調軍人須選自原足謀生計者，絕不能是無業遊民，軍隊若是混飯吃的地方戰力一定不高，以避免軍人視從軍為謀生之道的弊端。清末落實是因為軍人的地位已改變。

太平天國之亂以來，非進士出身者亦可因軍功為巡撫，以文制武的傳統已改變。1905廢科舉，士人傳統的出路喪失，以保家衛國為號召，而實際提供利祿之階的新軍，又有很好的裝飾、崇高的目標、實際的好處，乃頗具吸引力。武官重新取得了政權地位，從軍亦成為社會菁英自我提升的一個選擇。

留學生出國習軍事，返國成為新軍的基層幹部，遂將革命運動帶入新軍之中。新軍有其進步的一面，亦有傳統的包衭。